5年前，因为善于创造性地向世界讲述中国故事，莫言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在颁奖典礼演讲的结束语，他这样说道：“今后的岁月里，我将继续讲我的故事。”

这几天，莫言来到珠海，和一群学生讲述他的文学故事。

 

 

 

2017年12月15日至17日，“新时代·新经验·新想象”2017金砖国家论坛在北京师范大学珠海分校隆重举办。此次金砖国家文学论坛由北京师范大学主办，北京师范大学珠海分校和国际写作中心联合承办。

莫言、韩少功、苏童、格非、阿来等中国当代知名作家，还有广东省作协主席蒋述卓、副主席杨克、谢有顺，都来到这所美丽的学校，与来自巴西、俄罗斯、印度、南非的作家们进行深入的交流对话。

在论坛开幕之前，莫言受聘为北师大珠海分校国际华文文学发展研究所荣誉顾问、国际写作文学社荣誉导师，并与师生们分享了他的文学路。

◆谈余光中

“他的乡愁不会到此为止”

 

 

 

“小时候，乡愁是一枚小小的邮票，我在这头，母亲在那头……而现在，乡愁是一湾浅浅的海峡，我在这头，大陆在那头。”这首《乡愁》，是余光中最著名的诗作之一。

讲座开始，全场近千人一起朗诵《乡愁》，缅怀这位刚刚离我们而去的著名诗人、北师大珠海分校文学院名誉院长余光中。

莫言说：“我也是余先生的粉丝。上世纪80年代，《乡愁》我也背过，（过了这么多年）几乎忘了。听同学们一起背诵，我现在又想起来了。”

“这样一位作家，他的仙逝确实非常令人心痛。他的乡愁也不会到此为止，肯定会（被世人）继续写下去。这是人类持续的情感，什么地方都会有乡愁。”莫言感叹。

余光中生前曾说：“我写过1000多首诗，散文至少也有一两百篇。”被梁实秋评价为：“右手写诗、左手写散文，成就之高、一时无两。”

 

 

 

在莫言看来，“余光中对中国古典文学真是熟到了骨头里去”，作品里头处处可以看到唐诗、宋词、汉赋对其的影响，而且就像盐融化在水里一样了无痕迹，“这是真正高明的继承。”

余光中通晓英文、法文、西班牙文、德文，他的译著《梵高传》影响了台湾文艺界的几代人。多次在海外讲学的余光中始终认为，中文是最丰富、最优美的语言，尤其是文言文，仍具有很强的生命力。

莫言说：“可以在他诗里感受到西方文化的影响。他在继承中国传统文化、学习西方文化的基础上，熔铸成了他的诗歌散文，形成了自己鲜明的文学个性。像把吃食消化成营养一样，同样了无痕迹。”莫言感叹，余光中的这种继承和借鉴，值得所有从事文学创作的人学习。

今年某一场台风，北师大珠海分校校园内1900多棵树被刮断，师生们为之痛惜。听说这件事后，莫言感慨，乡愁就是被台风拦腰折断的大树，“树冠树枝在外头，树根留在地里头。只要树根留在地里头，不愁大树不出头。”这段即兴的打油诗《乡愁》逗笑了现场每个人，惹来掌声一片。

◆谈写作

“一天17000字，肯定是垃圾？真不一定”

自2012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后，今年莫言终于“复出”。他先是在《收获》《人民文学》等杂志上陆续发表了四篇小说、一组诗及一个戏曲剧本。

其后又独家授权浙江文艺出版社分辑推出简体中文“莫言作品全编”定稿版，包括截至获诺奖前的所有虚构类作品20种。明年，莫言还将会有一部分作品继续刊出。

写了这么多年的小说，莫言却认为，“写诗是最轻松的。”他提到，诗人可以走着写，骑在马背上，在游山玩水中写，谈笑间写，而小说只能坐着写，要耐得住寂寞。“写一个五十万字的长篇，那要坐三个月，坐垫破数。”

在《人民文学》9月刊，莫言发表了组诗《七星曜我》，让人颇感意外。

我不愿想象你被俘虏的时光

我经常梦到你当石匠时的模样

你蹲在工场为死者雕凿墓碑

锤子凿子，叮叮当当

石片飞溅，目光荒凉

……

莫言说：“诗确实需要感情的饱满，需要语言的高度精练，需要写作思维极其活跃，不断做各种各样高难度的语言的冒险，体会从语言的顶峰跌落到语言的低谷的这种快感。”

有的作家喜欢站着写作。传言海明威便是站着写作的，一天写400字。莫言透露，他喜欢坐着写，每天坐几个小时写作，一天可以写14000字，甚至17000字。

写作速度快，也是网络作家的突出特点之一，一天更新1万字左右是普遍现象。甚至有专家质疑，“这明显违背文学创作规律！创作的是泡沫，难成精品。”

莫言并不认同这种观点，“有人说一天17000，肯定是垃圾，真不一定。相反，有时候一天我只写了170个字，第二天一看，真是垃圾。”对莫言而言，写作到酣畅处时，灵感来了，身体所有细胞都被激活，为写作服务，绵绵不绝，控制不住，“甚至你的笔都赶不上你的思维。”

他以李白举例，“李白的诗是下笔千言，倚马可待，他的诗是喷出来，有的人的诗是挤出来，挤出来的诗怎么可能比得上喷出来的诗？”

◆谈《红高粱》

“写得像，因为我在家杀鸡就是这样的”

 

很多人在提起莫言时，就想起《红高粱》。讲座上，莫言也提到这部小说的创作经历。

莫言谈到，《红高粱》的灵感产生带有一些偶然性。在一次文学创作讨论会上，一些老作家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之日起，有28年都是在战争中度过的。老一辈作家亲身经历过战争，拥有很多的素材，但他们已经没有精力创作了；而年轻一代有精力却没有亲身体验，那么他们该怎样通过文学来更好地反映战争反映历史呢？

“我们这帮年轻作家虽然没有经历，但可以看电影、查资料，跟经历了战争的人交流，了解那段历史。”莫言说，“没有听过放枪放炮但我听过放鞭炮；没有见过杀人但我在人民公社见过杀猪的场景，甚至在家里亲手杀过鸡。”

《红高粱》源自一个真实的故事，发生在莫言的故乡邻村，游击队在胶莱河桥头上的一场伏击战。书中有不少杀人、砍头等血腥场景的描写。一位亲历过战争场景的军人看过这段描述，对莫言说：“就是这样的，太对了，你怎么写得这么像？”莫言回答：“我在家杀鸡的时候就是这样的。”

小说家的创作不是要复制历史，那是历史学家的任务。从这个意义上讲，即便没有经历过战争的人，也可以写战争。“文学中的所谓‘移情’，情节构置方面的所谓‘偷巧’‘ 取巧’，都是可以允许的，也是一个作家的看家本领，不然一个人的经验很快就写完了。”莫言说。

在莫言看来，人们不可能把各种生活都过一遍。作为一名职业作家，就要不断地去“偷”别人的经验，把不熟悉的生活通过某些方式变成熟悉的生活，“好听的说法是学习别人、理解别人，善于移情，善于把自己的感觉推移到小说人物身上去，这叫推己及人，善于把别人的经验当作小说中‘我’的事情来写。”

莫言补充道，在文学创作如此丰富的年代，小说家应该不断推己度人，变换自己的心理身份，让形形色色、带着各种面具和想法的人，在小说舞台上表演。

《红高粱》一书曾被改编成张艺谋执导的同名电影，电影获得了当年柏林国际电影节金熊奖，成为亚洲首个获此殊荣的电影。《甄嬛传》导演郑晓龙也将这部小说改编成了电视剧版《红高粱》。

莫言透露：“电影我看了几遍。电视剧我追了20多集，后来因事出国，就没有再看后面的。”他评价，电影当时是做减法，那么多的情节人物，张艺谋导演选取比较有意义、最能表达精神追求的段落。“我认为还是比较精彩地演绎了这个故事，提炼了精神，准确演绎了作品中自由奔放，敢说敢做的那种男子汉的、人的个性解放精神。”

电视剧则是做加法。谈起如今电视剧越来越长的现象，莫言幽默地说：“有些电视剧一拍就是200集，像面一样发起来。”他深切感受到，近年同类型电视剧剧情雷同、同一个梗被反复使用。“我还问过一个编剧，怎么这两部剧写得一样？他说，观众是健忘的，而且看了这部剧的人，也不一定会看那一部。”

◆谈“审丑”

作家应该认识到人的复杂性和不彻底性

 

乡土文学曾是中国现当代文学的重镇。在中国严肃文学领域，乡土文学积淀深厚，名家和流派众多。然而，随着城市化进程不断加快，乡土文学是否会因而式微的讨论也甚嚣尘上。互动环节，便有学生提出这个问题。

莫言认为，无论世界怎样变化，我们的乡土文学永远都不会凋敝。“尽管农民数量减少，但我们的乡土永远存在，不要一提到乡土就想到刁民泼妇，穷山恶水，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乡土，你的童年就是你的乡土。乡土永远有东西可写。”

最后，现场同学还抛出一个很“直率”的问题：“您的作品很少描写真善美，大多写人性的假恶丑，请问这样的写作风格是要达到什么目的？文学作品难道不是为了让人在享受美的过程中对世界充满希望的吗？”

莫言坦承：“审丑、写人性的丑陋，这也是我多年来被批评最多的话题。”

随后，莫言连连发问：“我小说中写到顽固的、丑恶的人性，那么文学作品是否应该写这些东西？文学作品难道只能有真善美吗？或者说文学作品的最终结局只能是真善美战胜了假恶丑吗？”三句诘问，引发学生们深思。

在莫言看来，过去大家总说文学要给人希望，给人信心，正义要战胜邪恶，要真的战胜假的，美的战胜丑的，但现实生活未必如此。“民间有种说法：‘好人不长寿，祸害遗千年’。我想，如果世界上全是好人，这个世界会没有前进的动力。和恶作斗争，和丑作斗争，是人生的主要内容，正是因为这样对抗性的斗争，才使这个世界达到对抗性的和谐，推动历史车轮滚滚向前。文学既然有它‘认识世界’的功能，那让它去呈现世界阴暗的一面非常必要。”

有的读者往往把小说中的人物和作家画等号，有些批评家认为，作家写的流氓，就是作家本人本性的暴露。莫言为小说家辩白：“这样的批评很武断，我们要相信作家是有足够的能力去虚构的。”

莫言还说，一个作家应该认识到人的复杂性和不彻底性，要改变过去作品中“好人好得完美无缺，坏人坏得一无是处”这样一种教条式写法。

“我们应当认识到，无论是多么光明正大的正人君子，他内心深处依然有私念、欲念；无论多么十恶不赦的坏人，依然有善的‘闪念’。如何描绘出这样的灰色地带，正是我们作家的任务，这样的作品才能让读者认识到人的全面性，才能让人物是人而不是神。这个分寸的把握需要作家长期磨炼才能把握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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