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最近在北京召开的新诗学术研讨会上，余光中在回答新京报记者“中国新诗似乎还缺少大众期望的世界级大诗人”的疑问时说，“说现在诗坛没有大家我不同意，我就是大家，洛夫也是大家……当然也许现在的情况比不上８０年代，因为受到商业文化侵入，但好不好还要靠历史来证明。唐代的杜甫也是大家，但刚开始却没有被人认可，之后才成为唐代大家。”你同意余光中的说法吗？你心目中的“大家”的标准是什么？你怎么看待诗歌和读者的关系？

洛夫：我同意余光中的看法，“大家”需要历史证明，需要时间证明。所谓大师就是伟大的诗人，像杜甫、歌德、莎士比亚等，他们心目中的“诗”和一般读者所理解的“诗”多少有些距离，因为真正的诗是从生命出发的，从内心世界出发的，不是为迁就某些读者写的。真正的诗人都是先从个人出发，再扩展到国家、社会，但如果仅从个人出发，抒发个人情感，他可能就只是一个普通诗人，一个写出了好诗的优秀诗人。要成为大诗人，得关注身边的人，从小我进入大我。真正的大家追求的不是当时，不会迎合当时的诗坛和读者，他有个人的信念，对他来说，写诗不仅仅是写作，而且是一种创造，一种价值的创造。

记者：作为台湾诗坛主将之一，５０年前你就创办了《创世纪》诗刊，影响深远。请回忆一下当时的情景。

洛夫：《创世纪》是我和张默发起的，第二年痖弦加入，前年举行了创刊５０周年纪念活动，不仅台湾诗人，而且大部分华文诗人都知道这个杂志。

记者：当时为什么想到要创办《创世纪》？

洛夫：当时台湾比较开放，西方最流行的现代主义，对我们产生很大影响。那时纪弦先生创办了“现代诗社”，就是“现代派”，强调诗是“横的移植”，而不是“纵的继承”，意思就是说接受西方的影响，而不承认诗和中国传统有什么关系。他的话影响很大，写现代诗的人盲目地反传统，可是我们经过反思以后，回过头来重新评估古典诗歌传统，觉得虽然完全回归传统不可能，但是不妨回顾一下传统，因为我们的古典诗歌中有很丰富、很美好的意象，像杜甫写的那些东西，值得我们学习，我们应该取其精华，作为我们创作的原料，而不应该忽视掉。

记者：那就是把传统和西方的影响结合起来了？

洛夫：那是第二步了。首先是检讨，是探索古典的东西，第二步才综合中国与西方、现代与传统，把坐标定好后，作为我们诗歌追求的一个方向。当时我就说，我们追求的不是流行，而是永恒，诗歌就是一种永恒之美。古典文学中那种现代感的美现在依然存在，并不随着时间流逝，它是超越时空的。为什么叫汉语诗歌呢？汉语代表汉唐文化的高度，里面有无比精美的东西值得我们保存和发扬。

记者：那么你是如何处理诗歌中的西方和传统关系的？

洛夫：我的诗歌吸取了西方现代主义大师的精华。重新评估古典诗歌传统以后，我觉得中国人完全写西方那种诗歌不是个办法，回过头来写传统格律诗也不对，那不是时代所需要的艺术形式，后来我就把西方的超现实主义表现手法应用到我的诗歌里，在本质上它与中国的禅宗有某种内在的关系，我就借超现实主义的方法写了很多禅诗，还出了一本书，就叫《洛夫禅诗》。

记者：你对禅比较感兴趣吗？

洛夫：我觉得禅是一种生命的觉醒。现代人浑浑噩噩，就那么过一辈子，没有几个人会思考：“我活着有什么意义？”但只要你有悟性，就会对生命有深刻的认识。我的禅和佛教的禅也不一样，我的禅是生活的禅，是生活中的一种禅趣，着重一个“趣”字，如我的代表作《金龙禅寺》写的就是一种意象，一种风景，一个印象式的世界，那个世界很接近禅趣、禅味。

记者：你对大陆诗坛了解吗？你认为当代汉语诗歌存在的最大问题是什么？

洛夫：我对大陆诗坛不能说有很准确、很深刻的见解，但大概可以把握一些。从１９８８年起，海峡两岸开放后，我就经常到大陆探亲、访学，认识了很多诗人，包括老中青诗人。更年轻一代的诗人不是很熟，但也认识一些，比如去年我在上海就见到了“下半身”和“垃圾派”诗人，现在还有什么“流氓派”。这是大陆一个很独特的现象，我想是由特殊的环境所造成的，也许可以追溯到文革时期，人的整个思想和性情都陷入某个框框里面，一直到现在潜意识里还有那个框框存在。因此某些诗人就以一种标新立异、哗众取宠的方式，来突破这个现状。但他们离诗却越来越远了。他们所采取的，我认为是一种反诗的、非诗的立场，他们也许可以自称为“另类诗”，但我们的诗在本质上和古典诗歌有联系，他们并没有很认真地去认识、学习和掌握汉语，写诗纯粹口语化。口语化当然是和现代诗歌发生关系的，因为你现在不能用文言文写诗，要用日常语言。但他们的问题是语言太口水化，没有意义，废话一堆。当然这仅仅是局部的现象，就那么几个人在搞，但是那些不了解现代汉语诗歌发展史的人可能会被误导。

记者：的确如此。看到那些诗歌的读者会觉得好像他们就代表了当代诗歌，其实不是。就像前一阵子网上炒得沸沸扬扬的恶搞赵丽华事件。

洛夫：对对，我正想说那个事件。网上有上万读者反映，她写作的态度，写作的方式不美，“这就是诗吗？”他们提出这样一个疑问。这说不定也是件好事，在大众心中重新敲醒了“什么是诗”这个问题，让他们关注诗歌。中国诗歌的传统如语言、格律等，有些可能会随着时代的变化而被淘汰掉，但是诗歌的本质是永恒的，万古长新，把失落的古典意象之美找回来，这不是落伍、守旧。如何用最精炼的汉语所承载的意象去表达？这就需要探索。诗还必须有限制，有形式感，但这形式感不是格律。我的诗尤其注重意象。我很讲究意象，也许这是我的强项。

记者：你号称“诗魔”，这个“魔”字该怎么理解呢？

洛夫：法国作家伏尔泰说，每个作家心中都有一个魔，诗人心中的魔可能更大。我想，这到底暗示了什么？后来我发现，这其实就是背叛性，就是对制度、对旧的东西的反叛，从而创新，这是魔的一个解释。另一个解释是我在语言上的多变，有人说我玩文字就像玩魔术一样，非常魔幻。

记者：你目前的创作状态如何？

洛夫：２０００年我创作了三千行长诗《漂木》，以诗人的心态看海外华人孤寂的生活－－他们孤寂的灵魂就像“漂木”。这以后休息了一阵子，后来就写了一些具有禅味的短诗。

记者：“漂木”是否也反映了你自身的漂泊感？

洛夫：没错。写《漂木》时，我有个诗观，叫“天涯美学”，就是写这首诗的一个理论基础。简单地说，它分两点，一是悲剧精神。个人的悲剧经验和民族的悲剧经验结合起来的悲剧精神，这对中国人来说特别明显。二是宇宙胸襟。我生活在海外，在北美的天空下，人和自然产生一种非常和谐的关系，一种超越的关系。

记者：请描述一下你目前的生活状态。

洛夫：我现在大部分时间生活在加拿大温哥华，一年中有一个多月时间回国举办文学活动、演讲、参加会议等。我还有一个兴趣就是书法。我可以说是独一无二的，因为我用最古老最传统的书法来写最先锋最现代的诗。

本报记者 唐不遇

洛夫，１９２８年生于湖南衡阳，１９４９年７月去台湾，１９９６年移居加拿大。１９７３年曾任教于台湾东吴大学外文系。１９５４年与张默、痖弦共同创办《创世纪》诗刊，并任总编辑多年，对台湾现代诗的发展影响深远，作品被译成英、法、日、韩等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