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来关于诗歌，兴许真的没有比赵丽华事件更热闹的了，自然洛夫也从“梨花体”遭遇恶搞讲起。当然，单是此事已经被炒（吵）“烂”没有什么好再关注，但是洛夫由此切入挑起了关于诗歌标准的判断。比起恶搞，对诗歌本体的判断更不是新鲜事，甚至可以说这是个诗歌与生俱来的哲学命题，离上一次对诗判断已经可以上溯到“朦胧诗”发端时。

洛夫此时一再申明——“作为诗人，不被大众接受不成为判断一个诗人成功与否的标准”，这在当下的诗歌在场形态下有着拯救意义。

“朦胧诗的经验告诉我们，不被理解甚至晦涩都不成为否认诗歌的理由，因为每个人对诗歌的敏感度都不同，如果遇到读不懂的诗歌就抛弃，那对诗歌的创造力是严重的伤害。”洛夫如是表达了自己的诗判断逻辑。另外，洛夫也没有直接地对所谓“废话诗”下论断，按照洛夫的意思，那就是发现真正有意义的诗，比离弃没有意义的“伪”诗歌来得更迫切，更淋漓尽致。

难免想起美国诗人罗伯特·弗洛斯特早就告诫过的那句话：“其实文化的每一步都险象丛生，因为它最容易成为反文化和伪文化的花衣裳。”所以，洛夫不得不坦言他对诗歌文化的忧虑，那就是社会性运动一旦利用诗歌的名义，以文化运动性质作为幌子，那将是一件不得不让人提心吊胆的事情。如果那样的话，诗歌将会被作为反文化反艺术的凶器，既充当了诗歌不恰当的角色，同时也戕害了诗歌自身，其时诗歌文化对社会恶搞作出的反应，是应该从诗歌本身的自省和发展来实现的，就像“朦胧诗”当时那样，用诗歌自己的力量来预见未来从而实现自我审判，现在也需要如此的勇气。“照此看来，赵丽华事件其实也是好事，让更多人的目光和关注聚焦在诗歌判断上，甚至可能因此出现好的诗歌和好的诗人，难道不是一件好事吗？”洛夫如是结束了他对诗歌的发言。

不知为何，从杨克赞美何训田和朱哲琴音乐的字里行间就能感知他是个具有浓重华南气息的诗人，他用出自何训田的话完成了对洛夫论点的承上启下——艺术家不一定是教授，教授也不一定就是艺术家。杨克首先以为诗歌艺术不存在体制内和体制外的制肘，其实这与他一直坚守民间的态度不无二致，由此而论，他说诗人之成为诗人，重要的“不是学到了什么，而是绕开了什么”。把这种态度搬到诗歌艺术的探索上，这是否意味着投机取巧又或者是“无为而为”？杨克说“文学和诗歌的探索是必然和必须，大多数实验就算是失败的，但是并不能因为失败而停止。”那么“绕开什么”其实就是不能因为失败而停止，失败而停止是个一般逻辑，即使不反逻辑，我们却可以绕开失败到停止的逻辑，直达实验的硕果。

杨克谈到当代的文学状态，他把今天的文学状态定义为“大众传媒叙述的文学”，但这并非今天文学存在的真实状态，我们从媒体上一再感觉到文学在消费时代的所谓衰微其实是假像，因为文学根本没有式微，而是文学正在比之前的时代更加具有生命力。但是第三者为什么会接收到文学衰微的讯息？杨克解释说“不是文学发生了变化，而是文学和传媒的关系发生了变化”，他把症结归纳到“关系”范畴。

“首先，并非以前的文学或者诗歌那么好，我们无法跨越，而是时代把过去放大了。我们不停地美化着过去的时代，不肯放弃过去的时代。之前的文学是精英叙述的文学时代，发言权仅仅握在某些学者、教授或者掌握了话语权的人手里，但是现在我们可以看到，我们写了诗歌只要不是过于敏感，那我们就有权利通过各种渠道展现出来，从博客、从论坛……为什么我们还会有文学衰微的说法呢？”杨克对于眼下的文学创作难以抑止激情，而文学在被传媒影响的后果他绝不能避开不谈。杨克断言现在我们接受的是传媒时代的文学，而不是真正的文学。杨克一针见血地指出了传媒舆论对诗歌的偏颇极其容易造成对整个诗人集体的价值判断，这是描述上发生的问题，而非文学和诗歌本身的问题。他还从自己编辑诗歌刊物的经验提出，当今文学在数量上其实是反映出文学非但没有衰微反而是让人兴奋的，重要的是我们如何“绕开什么”，直达诗歌。

澳门诗人刘月莲对杨克的说法十分赞同，其外谈到诗歌国际化的问题。“经济要全球化，而诗歌却是要民族化”，刘月莲在说到解决民族化和诗歌国际化的矛盾时，并没有把着力点放在除却“被国际所认识”之外的地方，于是诗歌创作的民族化首先是要丰富诗歌创作的阵地，而恰恰她的经验和杨克的不谋而合，热爱诗歌的人没有减少，而阵地却依然匮乏，这也许是诗歌的一个穴位所在。

在这国际华文诗歌发展研讨会上，我们能够看到的不单是诗歌自身的斗争，诗歌与非诗歌阻力的不对称角力的“病态”，幸运的是在弯曲的天空下，依然树立着如此多的诗人典型，典型重塑诗歌，亦重塑于诗歌。

（黎明）